杭州一位叫陈丽丹讲了这样一件事。就在前几天，一位上海女人开着越野车到杭州西湖横冲直闯，驶人白堤的车辆禁行区。此女行为遭到杭州人劝阻，她很生气，骂杭州人是乡下人。这不算什么重骂，但杭州人火了，大家一起来围攻这位上海女人。过程中，这上海女人还自说自话，说违章了，不是要罚款吗?随手扔下5张百元钞到地上。这更激怒杭州人。直到把警察叫来，违章处理了这上海女人为止。

若此事发生在香港，孔庆东又可以证明一部分香港人是狗了。但此事发生在杭州，杭州人为什么因这点小事而大动干戈呢?按孔氏逻辑，杭州人就是没素质，竟然要警察来管。女司机是上海人。如果她是杭州人，杭州人还会如此小提大做吗?不就是车子误入白堤禁行区吗?有什么了不起的?

本地人、外地人，原本不是一个什么问题。大陆人、香港人，原本也不是什么问题。真正有问题的是有无出格的事，有无违法乱纪，损害他人和公共秩序的问题。可是，一些简单的事经孔庆东那么一搅和，人们的地方主义理念被激活，那就变成社会族群撕裂的后果。

有些上海人较喜欢看不起人。全国除上海之外，其他人都是“乡下里的”。骂别人是乡下的，别的地方的人可以不那么在乎，杭州人却比较敏感。原因是文革中，大量上海红卫兵跑去杭州搞破坏，砸坏了杭州不少名胜古迹。文革中，也不是杭州人思想觉悟有多高。看到好东西被砸烂，有可惜之情。但更主要是杭州人自尊心强。那些东西就是要砸，也得由他们自己干。上海人做人又有点小气，这也是杭州人对上海人难以释怀的一个因素。因此，上海人与杭州人相互看不顺眼，有些社会文化原因。不过，没有人有意挑拨，这个上海女司机在杭州撒野，也就是个案。事过了，大家也就不计较了。

孔庆东之流，则不是如此。他们总是没事找事，把明显的小事政治化。香港那种地铁小孩吃东西之事，经孔庆东一搞事，就搞成大事件。其后，一些香港人骂内地人是蝗虫，并可以在报纸上登广告，便呼应了孔庆东搞事之后，香港人产生的情绪。香港那边，当然也有孔庆东一类的是非精。那个地方都有坏人。孔庆东可以好不容易说对一两句话，但真正的坏人，恐怕也只是孔庆东之貉吧。

人类社会，最糟一个方面就是族群分裂。当一些地方主义恶性膨胀时，就可能产生族群间的仇恨。不分缘由，你是某地人，就是我的仇人。有了这样的心结，小的方面容易造成群体事件，大的方面，容易破坏国家的和平统一，再大的方面，就是煽动民族仇恨了。可为何孔庆东的这样的人，竟然可以继续当北大教授，并且继续在媒体占据强势话语权的地位呢?